离婚证样本（连续违约-央行的职能与财政赤字失控）

个人养老金的基本特征是政策层面税收优惠，而收益方面市场化运行，分析走势和吸引力也必然离不开分析这两个问题。

市场化层面，和非长期封闭的投资品收益从表现上也没太大差异，包括同等年限的存款类产品。考虑到养老产品往往是极长封闭期的货币只能用于投资理财，和居民存款的多样支出需求有很大的不同，是各大投资产品的争先抢夺的资源，市场层面就需要设立门槛，保证投资品的质量，从而降低投资者的风险，增加个人养老金的吸引力。根据流动性的偏好，如此长的封闭期，想要吸引资金，必然要求更高的准入门槛。之前宣传的的择优准入门槛这点，至少现在还无法构成吸引力。

那么只剩下税收优惠，受益群体我们也之前也算过很多细账，收益最高的是临近退休的高收入群体，甚至有点像是给临近退休的高收入群体专项退税政策，当然个人养老金的定位本身不是公平而是效率，所以这里我们只分析吸引力差异。举的一个极端的例子，同样是30%的税收优惠，刚毕业的学生可能需要40年来平坦这些税收优惠，而临近退休的群体则只需要封锁短短几年，所以后者的预期收益和不确定性相对较低。时间本身就是一种成本，对于越年轻的群体吸引力越低。这里还有个小矛盾，一般情况下，老人思维固化接受新金融产品的意愿较低，但却是最大的受益者，年轻人接受新金融产品的意愿强，但吸引力太弱。

按照收入结构来看，总的潜在群体也就不到1亿因为缴纳个税的就这么多人，再剔除刚好缴纳3%税率的群体，因为提取的时候也会统一征收3%的税率，根据流动性偏好的基本选择规律，这部分人大概也不是目标群体，根据年龄结构，离退休越远，吸引力越低，比如40岁以下（20/25年封闭期）的吸引力其实并不高，满打满算大概也就几千万人，开户4000万已经是不错了，但其实真实缴纳人数要打打折扣，去年大概600万人，今年也不到1000万人。要不是银行为了完成业绩送福利，以及一些体制内的要求之外，其实几千万也就是极限了。

最后，鉴于以上两点，从税收角度，应该设置年龄截断，比如50岁之前才有购买资格，否则很可能变成财税像特定高收入临近退休（基本没有养老压力）群体定向反税的结果，并不会缓解现在的任何养老压力，反而加剧了养老金和分配的不公。第二个则是增加投资品的准入门槛和淘汰机制，市场化中对于长期封闭优质资产匹配优质的投资品，包括存款类的预期收益，毕竟未来还有长期的现值亏损，应该在收益上予以补偿，靠送福利只能维系一时，真正的吸引力还是税收优惠和预期收益能够覆盖时间带来的成本。

文件太长了，涉及的部门也很多，这里只能非常浅显的理解其中一部分的内容，如有理解不到位也请读者包含。背景

我国近几十年除了高速发展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高速城镇化，即城乡人口发生了逆转，本人小学的时候，课本上的数据应该是3亿多城镇人口+9亿多农村人口，当时农村占据总人口大头，所以基层治理的逻辑也是很不相同，比如义务教育投入是重中之重，因为80后的婴儿潮要跟上经济发展的需求，乡村教育投入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个小镇小学不好统计，而初级中学就有好几个，且每个年级都有几个班 ，六七十人，而父母辈则因为机器在农业生产中的普及，逐渐转化为现在熟知的农民工，工人和农民的二象性，开始进入城市打工。

而随着高速的工业化带动城镇化，我出生的90年代初，城镇化率只有26%，如今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5%左右，结合农村的62后婴儿潮推出生产回到农村，未来的被动城镇化必然是上涨的，其实主动城镇化基本到头了。回到这个问题，和农村治理极为不同，农村人际关系更加熟络，互相协助是非常常见的，推行相关政策反而比城市信息传导更快，反过来当城市中各个家庭之间的交流和互助间隙要更大一些，更像是一个个独立的隔间，高速城镇化、人口结构畸变带动了基层治理的新需求。比如文中提到的“养老托育、社区助餐、家政便民、健康服务、体育健身、文化休闲、儿童游憩”等多种需求。

这个文件主要还是集中在硬件层面，也就是服务场地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层面，其中较为量化的指标是：落实每百户居民拥有社区综合服务设施面积平均不少于30平方米要求，支持有条件的城市达到不少于80平方米。功能上也有相关的描述：优先保障设置婴幼儿托位、具有短期托养功能的护理型养老床位的必要空间。

软件方面，持各地在养老托育、社区助餐、家政便民等领域积极建设培育一批服务优、重诚信、能带动的“领跑者”企业和服务品牌，在社区嵌入式服务相关培训、示范等方面更好发挥作用。积极培育社区综合服务和专项服务运营主体。

从这个角度来看，出发点是非常好的，与我国未来要面临的人口结构畸变问题非常契合，重度老龄化结合极度少子化，也是优先配备的空间资源，从而缓解现在的育儿压力和养老托养压力，增加基层的服务水平。

3. 效率与钱从哪里来的问题？

说完了美好的构想，总归还是要看现实中的困难，其实不知道大家是否关注，社区服务中心一直都有，且往往都有专门的办公场地，只是多数时候是闲置状态罢了，稍微有点活动，也基本是为了拉横幅拍照完成任务和宣传，申请点资金，拍点照，但实质服务几乎没有，是不是很现实问题？所以说现阶段如果只是增加土地和房屋供给，最后很可能还是新壶装旧酒，很难做到真正的普惠服务。

所以硬件之外，配套的服务体系+评价体系+全民监管体系缺一不可的，都知道花钱谁不爱呢，关键是效率问题，拨款多少，建设费用多少，运营费用多少，居民获益多少，缺少了居民的监管和评价，很难保证效率，每年需要了发点福利，邀请居民拉个横幅拍个照，并不是长效机制。且政府的很多公共服务项目都有这个问题，不给居民参与监管，花钱永远是个未知数，出发点是好的听太多次了，明知道效率无法保障就投入，很多时候就是必然的结果。

钱从哪里来，文件中“通过统筹中央预算内投资、地方财政投入、社会力量投入等积极拓宽资金来源 ”，政策层面是税收的再分配，如果能用在基层治理上，也算是一种福利的返还，问题可能还是出在时间节点上，以前政府部门没有那么高的负债，尤其是涨价去库存之前，政府、居民部门的杠杆都还可以，但到了2023年，不管是增加税收，给居民加杠杆，还是特色赤字货币化，给地方政府加杠杆，潜力其实都不大了，政策能拿出多少钱来干这个事，可能还需要后续观察。

而社会力量则表现出市场化的原则，这个本质还是服务质量和价格之间的问题，比如未来的婴幼儿照护，养老托养服务的性价比，可能也会遇到的问题就是谁来承包，竞争透明又是一个问题，会不会出现层层转包等问题，前期应该都得做好准备，否则很可能轰轰烈烈之后，钱花了，债加了，而居民不参与，本质就是一种公共资源的浪费，且过去十几年负债搞奇观可不少见。

总结起来，基层服务提升是必要的，根据城镇化和人口结构等原因催生新的社区服务需求，配套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也是未来基层治理重要的一环，应对重度老龄化和缓解极度少子化压力的公共服务，但过去的路径依赖和所出现的问题一定是要提前规划好的，比如政府建设+市场运行，谁来运营，招标和评价指标透明度问题，费用如何定，资金使用效率如何保证等等，向居民部门增加的公共服务，必然需要全民的监管而非特权经济，否则很难保证投入产出比。任何居民公共服务支出，都不是一股脑和短期冲政绩的事情，而是一个长期且可持续良性运转的事情。

成都一直计划去，奈何太远了，不了解当地的真实情况，也只能从官方的数据中看数据，从70城数据来看，成都的房地产市场抗跌能力是要高于四个一线的，是现在仅存的三个二手房同比还在增长的城市，长沙基数低，房价收入比低，同比微涨可以理解，三亚地理位置特殊，微涨也能理解，成都是唯一一个二手房涨幅超过三年期大额存单收益的，可以说是全国最抗跌的城市，没有之一！

当然这是从70城数据中得到的直接结论，毕竟不是本地人，如果结论有误，还请本地读者纠正，回头再来看看这个事情，是否会对强劲的房地产市场带来冲击，首先在地图上查看了楼盘的位置，，但离市区看起来还是比较远的，根据本地人的指正，离市区大几十公里，这也是新城的基本特点。

那么这个问题大概就能理解了，各地的房地产过热时，往往都是跟着一起热，包括鹤岗都有房地产起色的时候，房地产开发者和投资者往往都是非理性的，在各种新区（换个说法是增长潜力极高）的区域大举拿地，且市场过热时也不缺购房者，所以定价往往都是虚高的，远超新区能承担的收入、就业和福利，本人所在的城市房价在涨价去库存时可是领先全球的涨幅，风头压过成都的，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肥东肥西两个远郊楼盘，定价也是极高，甚至看个样板房都要验资和缴纳上千元的茶水费，因为房价涨太快了，普遍观点是买到就是赚到。

这种非理性支撑的新城房价，也是各地最先降温的，合肥的二手房同比下跌也没多长时间，但肥东肥西的房价在18、19年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这个现象其实非常普遍，包括一线城市都有类似的问题，比如燕郊，上海远郊等等，都有类似的问题，所以成都这个事情可能也是类似的问题，没有强大的产业和基础设施支撑，虽然成都的房价依旧坚挺，但很难不出现一些过热时期的软肋。

至于扰乱正常秩序，也不是成都的先例，各个卫星城和下跌幅度较高的区域都是这样过来的，限价，你就是交了钱，也无法完成官方背书的备案，不备案就不算合法的交易，自然就从源头掐断了降价出清，这也是现阶段阻碍房地产长期正常化的两个问题之一，只是好奇大家竟然还没有麻木，估计也是发生在唯一涨幅不错的成都，否则可能都不算是个新闻，因为全国太普遍了。

有人说讨论点实的东西，哪有什么实的东西，信息不透明，监管不透明叠加高杠杆运行，黑天鹅防不胜防，暴雷也是不可预期了，你根本就不知道你投资的钱到底投向了什么地方，包括不限于房地产行业、高息的城投债，没什么投资品是绝对安全的，大家都知道经济增速放缓+高杠杆运行时，以前的各类庞氏结构都将出现问题，但你问什么时候暴雷，谁暴雷，房地产和P2P庞氏信贷好预测，这类私募信息不透明度更高，按照官方的描述“多层嵌套投资，存在虚假宣传、报送虚假信息、违规信披等情形，还可能涉嫌违法犯罪行为”，你怎么预测谁什么时候会暴雷，投资亏损都是正常的，但你问资金池的钱为什么能转走，谁能给你回答？

唯一实质性的东西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自己给自己负责，锚定风险，降低收益预期，这时反复强调的事情，之前有读者说长期看这个观点，但就是没经住诱惑最终暴雷后财富损失，最实际的东西就是自己给自己高筑墙，广积粮，如果用一个词来描述今年的经济，从个人角度出发，我会选“筑墙”，先把自己的财富保护起来，我们经济体过去几十年处理风险的方式，无外乎把一个很大的风险转嫁到居民身上，然而过去和现在的居民负债不可同日而语，失信违约的太多了，且基本没有个人破产制度，一旦背负高杠杆，投资再出现损失，很难想象未来所承担的压力。所以锚定风险，降低预期收益，甚至不参与一些金融创新产品反而是最实在的事情，事后再去找问题，定性诈骗也好，非法集资也罢，经营不善有否，钱回不来都是白搭。

最后，还是要说一个确实没什么实质性建议的话，什么样的金融体系，承担什么样的金融产品，什么样的发展阶段，承担什么程度的杠杆水平，金融体系近乎原始，和发展中经济体差不多，有些地方还不如一些发展中经济体，比如股市，债务呢又直逼发达经济体，还要搞各种复杂的金融创新，特色预售制，特色赤字货币化，特色P2P等等，很多时候都是一地鸡毛，限制部分金融功能都不能说是因噎废食，更像是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对于居民来说，思维一定要转变，躺着看资金升值的时间应过去了，未来更多的是处理风险，要有“筑墙”的基本思维就是把最实在的东西。

一直有人说建议取消特色预售制不利于解决房地产的问题，其实恰恰相反，特色预售制的金融构造，以我们的金融水平，根本就无法支撑，风险和收益剥离的太干净，就像今天的另一个回答的一段描述，房企相比于地方和银行，妥妥的劣势群体，为了挤出财税和利润，很自然的向更弱者的购房者开刀，这个很难说是道德问题，更像是人性的最真实的一面。

信用是现代金融活动的根基，一旦出现失信，必然多方的挤兑，银行为了资金安全，降低相关失信群体的信贷投放，甚至可能抽贷，你也很难说就是错误的，钱也不是银行的，更大比例是储户的钱，把银行，或者再往根源的央行信用搭进去问题可就不那么简单了，看看最近的阿根廷，就是政府和央行连续违约的结果。供应商停止垫资，反过来索要以前垫付的资金，恒大好不容易发出的财报，里面大几千亿就是这类应付账款。各类投资理财，更是道德约束丧失，有人提前兑付，有人傻傻的等了两三年，最后定位为非法集资。

一旦市场的信心不再，且房企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违约，不是想不想维系特色预售制，而是这种游戏的信用根基本身就不存在了，所谓的化解问题，小算盘打得非常响亮，比如在限跌下圈一批人进来接盘，最后牺牲一定的承诺交付内容，填补一部分以前的烂尾楼漏洞，这也是某创在干的事情，宁愿用底线更低的做法，也不可能让影响继续的售卖和弱者一方的挤兑，按我们正常的想法，钱付了商品如期交不了，就该退全款+期间的利息损失，到了房地产就完全不起作用了。

所以想要房地产长期正常化，取消特色预售制或者改善特色预售制是解决问题的基本条件之一，而不取消也并不会解决任何问题，叠加限跌令，新房价格管控的同时还存在巨大的信用风险，而信用恰恰是经济增速放缓叠加高杠杆下最稀缺的东西，购房者用脚投票，房企去库存压力越来越大，而更加接近市场化的二手房，也逐渐与新房的价格倒挂被磨平，70城数据就是最好的例子，新房涨的还不少，而二手房同比还在上涨的也就只有3个城市了，其余的都是下跌，个人降价约束更少，更加接近市场实际情况，高点跌个十几二十个点，还是可以出手的，一点风险几乎都没有，反观新房捂着房企无法回款，积累更大的资金流漏洞，比如很多新城，离城市几十公里远，还敢定一个极高的价格，降价还不被允许，结果只能是更多的烂尾。

市场的选择推动政策的改革，去年开始虽然推出了太多所谓的利好，实际上核心的两个依旧无法撼动，限价和特色预售制改革，而如此下去，甚至愿意拿银行的风险（无抵押贷款）来给房企吊命，都不想解决这两个购房者最关心的问题，大概是新房还能圈一批吧，有需求就没那么紧迫吧。

至于24年，读者只需要关注这两个居民最关系的问题解决进度，就可以大致判断市场选择的走向，二手房市场的供给也很充足，说明还有溢价空间，吸引力更强。相比再看新房，限跌、地理位置，基础设施，金融风险、交付质量等等，看不出来有多大的吸引力改善。

是居民太现实了吗，不懂大局观？还是既得利益者太精明了，算计的太狠了。

三道红线不比日本的加息严厉，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的金融风险向银行的进一步扩散，保护了大量的储户和银行理财等投资者的利益，让庞氏信贷结构的房企受到一定的政策限制，否则可就不是现在这个程度的违约了，把钱借给庞氏信贷？就是再输血几万亿，该出问题还是会出问题，无非是负债再增加一两万亿而已，再多几十万未交付的房子，在风险收益剥离干净的游戏，靠道德约束人性对金钱贪婪的必然结果，财狼能不吃肉？

现阶段，三道红线两道以上的，基本都出问题了，资金缺口也不小，应付账款，有息债务哪个都不好解决，而政策方面，现在大概相帮也帮不了，让谁来吃下这个巨量的债务，地方肯定不可能按照市场价回购土地，把房企包税透支的钱退回去，也没这个能力，各地财政都吃紧，中央即便有加杠杆的能力，也更多的是维系未来体量更大的亲儿子们明面和隐性债务，以及经济增速放缓下的地方财政赤字，不是说欠几十万亿，每年各个地方还在创造者数万亿的赤字，着未来都得靠中央兜底，抽不出太多钱的。

从去年开始，三道红线就基本发生了转向，政策其实三令五申让银行来承担一定的压力，包括但不限于增加信贷的投放，尤其是向房企的信贷投放，比如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在去年11月发布的《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16条金融措施，就有多家银行向房企提供授信。去年可是有大量的人抱有极高的预期，在知乎不难查到相关的评论，今年的座谈大概也只是在推行和落实去年的相关倡导。

我们先看看去年是怎么做的？银行首先抢夺优质的房企资源，比如万科、龙湖等资产负债控制较好的，这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谓的免责条款里面有一条是“尽职调查”之后，出现违约将不追究责任，问题是如何定义尽职？其实银行的负责人都是人精，秋后算账的事情多了，银行本身也要为自己的风险着想。到了今年，结合前几天发的另一个文件《关于做好当前金融支持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工作的通知》，基本都是要靠金融体系出力，银行大概还是得完成任务，怎么做呢？略微放低门槛，增加授信范围，但资产负债和信用状况依旧不能太差，所以你很少看到最缺钱的那批房企，也算是另类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能活下来的才有机会享受政策的扶持。

最后，不光要看供给端，还要看需求端，现在房企拿钱干什么？从去年开始，各个房企修复资产负债压力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少拿地，2023年上半年拍地支出只有290亿，占当期权益销售收入的20%~25，平均下来低于2020年-2021年1400亿元人民币的年度支出，或拿地支出占销售回款30%-40%的比重。也是惠誉给出万科“稳定”预期的正面支撑之一。而另一个导致万科评级下调的原因是延迟去杠杆，房企想要在寒冬中活下去，就必须去杠杆，而以债养债从来都是放大风险的做法，即便银行愿意给，房企愿不愿意接还是另外一回事。

想长期发展的大概都想尽快去杠杆，而已经陷入庞氏信贷崩断的房企往往只要是钱，信贷来着不拒，因为很多就没想着还，这也是仅从供给端很难解决问题的原因， 企业也不傻，明显的下行周期，并且这个下行周期不会短，不管是融资拍地，还是融资运行，是债务都有成本，大概不是银行不给贷款，而是给贷款也会考虑一下真实需求，今年的另一个部门也能反映出这个趋势，信贷够宽松了吧，居民新增贷款增长疲软不说，还有多个月呈现下滑，这就是自发去杠杆保平安的做法。

根廷总统选举前，其政治主张惊人的存在一条“全面美元化”，这无疑和其所描述的炸毁央行几乎一致，相当于彻底将政府的铸币权拱手让人，即便如此的激烈的观点，却最终赢得了大选，并且最近在一步步尝试推动其政治主张的兑现。经济周期和政治周期关联度很大，这种选举结果背后是经济基础的影响，本币对内通胀超过140%，对外贬值幅度更高，仅十几年贬值幅度就超过50倍，黑市更是超过150倍，汇率超过1000阿根廷比索兑1美元。经济层面，居民财富的巨幅流失，导致不可预期的政治周期。本篇我们将从阿根廷问题来看央行职能和财政赤字失控问题。

根据《这次不一样-金融八百年危机史》对全球各个经济体的数据整理，不难得到一些共性，即金融危机的背后，往往是债务的激增，超过了经济体所能呈现的阈值，便出现了系统性的违约风险和信用破产，而现代金融体系的基石就是信用本身，导致的结果就是金融运转崩溃，危机发生。

当然每个经济体对于债务的耐受不同，但多与几个指标关联，第一个是内债，尤其是政府债务，一旦政府部门积累过高的债务，而收入端非常依赖财税，其偿债能力和评级下调，导致融资受限，带来的结果就是放开财政赤字货币化，央行逐渐沦为政府部门处理债务的工具和征税的工具，铸币税其实就是在这个环节加速的。民国时期也曾创造过世界的通胀的记录，作为兑换法币而出现的金圆券，每300万元法币兑换金圆券1元，本来是抑制通胀的，之后更是创下36万亿倍的通胀。

第二则是外债，最核心的还是主权债务，为了刺激本国经济增长或者弥补财政赤字，筹资资金而发行的主权债务，或者弥补短期的外汇短缺而从国际上借通用货币，抚平其贸易赤字，但当一个经济体外汇储备耗尽之后，并且融资端不再愿意为此国提供贷款时，债务的偿还就会承压，进而诱发主权债务危机。

第三个是贸易情况，同等的外债占GDP(GNP)的情况下，贸易顺差国的债务耐受性更高，这个也很好理解，贸易顺差意味着输出商品，而收入结余的外汇储备，相当于家庭的储蓄端持续增加，尤其是政府部门，总是有足够的储备来偿付。

很不幸的是，阿根廷属于内债、外债和贸易情况均不利于债务偿还的国家，并且在2001年成为其经济发展的转折点，政府对1400亿的美元外债违约，也是其政府信用持续破产的重要导火索，市场也不傻，包括国内外的投资者和居民。资本自由流动下，居民大量的换购外汇，甚至不惜在黑市购汇，导致本币汇率大幅下跌，其国内居民预计持有的海外资产恰好就在1200~1500亿左右，整个经济体根本就拿出来美元来兑付到期的外债。当然更核心的原因还是商品贸易太差，违约时，虽然外展只占GNP的50%左右，但外债占出口的比重高达368%，实体经济无法负担从全球拿走的商品，不断的从全球借美元，用于支付从国际上进口的商品，然而还债非常依赖你能给国际市场提供什么商品获得美元，借的多，赚的少，整个经济体根本就承担不住如此规模的外债。

这还只是开始，政府部门无法从国际继续获得较低成本和门槛的融资来维系财政赤字，便开启了对内居民的财富掠夺，央行便是其最大的帮凶，我们知道，根据费雪公式，MV=PT，当市场产出的商品增长缓慢，但央行供给过量的货币时，比如导致价格指数的激增，要么是金融市场，要么是日常消费品高权重的通胀。从此开启了大规模的所谓对内财富掠夺，远处的不说，就是从2014年开始，政府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从35%左右激增到2021年的100%以上，而解决债务只能靠大通胀，也是2021年之后，通胀快速突破三位数，并且呈现不断上涨的趋势。货币供应也因为赤字货币化基本处于高增长状态，M2增速从2014年开始20~50%都是常见的，即高通胀下依旧维系极高的货币供应，无异于火上浇油，而到了2023年8月更是高达117%。

政府和央行的信用违约分为两种，一种是直接的违约，比如2001年那样主权债务违约，而另一种则是钝刀割肉的货币购买力稀释，两位数的通胀读者怕是都很难长期接受，而三位数呢？可以想象政府部门和央行共同对居民财富的掠夺程度，信用基本消耗完毕，所以写文章经常用到一句话，硬着陆有时候如同砍头，而以债养债且动用大众的利益去填坑，无疑是凌迟，迟早还是要出事，出事的时候居民甚至手里的财富已经被掠夺一空，更难从寒冬中存活下来。此时，央行彻底沦为政府部门征税的工具，既没有履行其稳定货币的承诺，也没有保护本国居民的财富，也不难理解疯子倡导的废除本国央行为什么能得到如此多人支持的原因，得给居民财富以保障和留生存空间，否则经济走向便会失控。

3.央行和财政回归其基本职能是抑制失控的关键

20年的阿根廷以债养债和赤字货币化续命方式，最终还是会爆发，且代价也必将远超2000年初的违约，居民彻底对财政和央行失去信心，大量的换汇本身就是对政府部门和央行信用的挤兑，所谓的以债养债最终也只能自食其果，稳定的货币，稳健的金融，高效的政府，都成为奢求的东西，或者说，如果更早的履行政府和央行的基本职能，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

也让我们深刻的看到，当一个经济体的政府部门和央行不珍惜自身的信用，宣传所谓的内债不是债的歪理，那么自然参与者都不会认为其信用背书的货币就是货币，内债不是债，本币也自然不是货币，任何无锚印钞都是对本国货币信用的打击，任何政府因为高杠杆而以债养债都是对经济长期发展的侵蚀，因为政府部门的明面和隐性债务偿付问题，而采取财政赤字的直接和间接货币化都会加剧未来金融危机的规模和破坏力，也是值得其他经济体警示的事情。

各个经济体都知道代价很大，然而往往都会走向一条类似的道路，最艰难的就是不要让经济体走到那一步，而最需要做的便是政府部门和央行回归其基本的职能，央行维持一定的独立性，为其最根本的稳定的货币而制定政策，而非政府部门的钱包和征税的工具。政府部门则增加资金的使用效率，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而非过度投资和分利，就是金山银山的财富积累，在分利的时候都是不够的。

金融出现的职能也只是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更好，并不能本末倒置，现代各国逐渐把金融的地位放的太高，因为其作为分蛋糕的刀太过锋利，离钱的供给太近，让既得利益者往往欲罢不能，不断的创造者风险。风险积累之后，往往又推出所谓的金融工具化债，只是风险转移的方式，比如阿根廷过度索取的铸币税和稀释居民的财富，维系以债养债，明斯基的理论是基于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而内在不稳定性恰好又是人性的表现，鼓吹大放水的和享受金融手段分利的大概都是一类人，而代价则往往打着为大家好的名义，或者所谓的大局观来转嫁下去，直至创造更大的风险，依旧可以打着“大局观”来继续放大风险，直至尾大不掉的面临更严重的硬着陆。

最后，不要相信所谓的“内债不是债”理论，如是则就必然带来“内钱不是钱”的结果， 同时应该向其问出经济中最基本的问题，那么代价呢？